“聆聽大家”系列訪談——
著名歷史學家戴逸：“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過去，就不能正確地面對現在和未來”
“現在和未來，都是過去的繼續延伸，歷史的因，鑄成現實的果。現實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勝利，或困難，無不萌生於過去”
問：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請您具體談談歷史之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生命個體的意義？
戴逸：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幾千年不間斷歷史記錄的國家，歷史學在我國具有悠久的傳統和深厚的基礎，從甲骨文、金文、《尚書》，到《春秋左傳》，到司馬遷的《史記》，二十四史，如此連續未中斷的歷史記載，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過去幾千年的史學成就是我國文化遺產中彌足珍貴的部分，它記錄了中華民族生活、戰斗和前進的歷程，總結了先輩們的經驗，反映了祖國偉大光輝的文明成果。
我作為歷史教師，認為歷史能夠給人們智慧、力量和信心，幫助人們認識社會、認識人類自身的發展。為了認識社會，認識前途，認識人類自我，必須借助過去，觀察它在一個較長時段中存在和發展的形式，進行歷史的反思。歷史科學的作用，可以使我們在一個巨大的遠景中，在過去至現在的長期發展中，觀察自己和自己的社會。這樣才能夠透徹地了解現在、預見未來。歷史科學研究的對象雖然是過去，它為過去提供較為客觀、較為正確的圖像，但它的意義並非隻局限於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過去的繼續延伸，歷史的因，鑄成現實的果。現實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勝利，或困難，無不萌生於過去，無不和過去結有不解之緣。對過去的事情進行研究和解釋，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人們之所以重視歷史科學，也因為他們帶著現實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於歷史，尋求比較正確的答案。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過去，就不能正確地面對現在和未來。
歷史與現實緊密相連，與當前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個方面息息相關。我們現在遇到的一些問題，很多能從歷史中找到答案。比如南海問題，光緒年間，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就帶水師在南海各個島嶼巡邏，並在南海島嶼上立碑表明是我們的領土，這就是南海是我國領土的鐵証，這些都是歷史的真相。
就我個人來講，歷史給我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我在歷史學的路途上跋涉60余年，對這一選擇無怨無悔。我開始在上海交通大學讀鐵路管理，后來抗戰勝利，北大從后方回北京經過上海，借交通大學招生，我參加了考試，考中之后放棄了交通大學的兩年學籍，讀了北大歷史系。令我特別難忘的是，第一次進入北大歷史系圖書館的時候，真是眼前一亮，藏書浩繁，有很多過去隻聽到過名字、但沒見到的古籍圖書，對我來講喜歡得不得了。
戴逸接受專訪
“強烈的歷史落差使得后世的中國人刻骨銘心，他們畢生投入到拯救中華、復興中華的斗爭中，努力打造和再造一個強大的國家”
問：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您曾經用興、盛、衰、亡四個字來概括這段近三百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對后世有何殷鑒？
戴逸：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且滅亡至今僅有百余年，離我們時間最近，對現實生活影響很大。清朝創造了輝煌功績，形成了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民族大家庭和繁榮昌盛的經濟文化，但同時它在全球一體化浪潮中以及殖民主義入侵之下，在應對外來入侵時，屢戰屢敗，從輝煌的頂峰一下跌入萬丈深淵，變成了半殖民地。強烈的歷史落差使得后世的中國人刻骨銘心，他們畢生投入到拯救中華、復興中華的斗爭中，努力打造和再造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此，清朝歷史的內容重要、豐富、復雜，並且激動人心。
三百年的清朝歷史，我用興、盛、衰、亡四個字來概括。
“興”是指努爾哈赤起兵，中經皇太極經營、順治入關，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復台灣，這段歷史奠定了清朝的基業。17世紀剛剛形成的滿族，彌漫著一種奮發、上進的精神，這是它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精神表現在英勇善戰，表現在它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善於學習周圍各個民族的一些長處。
“盛”是指康熙收復台灣后，戰略中心轉移到北方和西北，抗擊俄國，平定准噶爾，造就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統一，同時又恢復發展國內的經濟，到乾隆時代達到鼎盛。這是我們18世紀主要的歷史，為今天中國這樣的局面作出了鋪墊。
“衰”指的是從嘉慶、道光、咸豐，一直到同治初年，從盛轉衰。在此期間，國內外的斗爭非常尖銳，一方面是農民起義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外國的入侵，即兩次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正常的歷史進程。讓我感觸很深的一點就是，在這個階段，衰落的時候，它掙扎、自救，力圖挽救危機，但屢次喪失時機，終未成功。時機，一去不復返。喪失時機，是最大的失敗！
最后是“亡”，指從同治三年一直到清亡，清朝經歷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入侵，最后眾叛親離，孫中山振臂一呼，推翻了清朝，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段歷史，其前期在發展經濟文化、鞏固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面有重大功績，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鑒﹔中葉以后，內外矛盾尖銳，實行閉關鎖國，拒絕進行改革，政治日益腐敗，其失誤和教訓，實足發人深省。
戴逸接受專訪
“我國非常重視‘以史為鑒，資政育人’，善於借鑒往事，吸取經驗教訓”
問：談到與《清史稿》相比較，新世紀編纂《清史》有許多可作超越之處的時候，您說：“倒不是修史人的本領大，而是時代給予修史人的厚禮。”如何理解“時代給予修史人的厚禮”？請您介紹一下《清史》編纂工作的進展。
戴逸：我國非常重視“以史為鑒，資政育人”，善於借鑒往事，吸取經驗教訓。同時，我們還形成了易代修史的傳統。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這一修史的優良傳統綿延不斷，經久未衰。易代修史往往比較公正，離得遠了，看得也清楚。
北洋政府曾開設清史館，編纂清史，歷時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的《清史稿》。但由於編纂《清史稿》的人大都是清朝的遺老遺少，對清王朝戀戀不舍，故而在不少重大問題上記載失實，評論不公，國民黨統治時代被列為禁書。平心而論，《清史稿》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也存在嚴重的缺陷。此外，檔案之於修史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第一手的檔案記載，編出來的歷史是不真實的。編纂《清史稿》時，清宮所藏歷史檔案仍存放在宮裡，尚未為世人知，大大影響了修史質量。
2002年8月，在國家大力支持下，《清史》編纂工作正式啟動。相較於《清史稿》，各方面編纂條件都較成熟，檔案資料也很豐富。目前《清史》已經完成110多卷的稿本，但還要經過精打細磨，肯定比《清史稿》質量要好。此外，《清史》編纂中，寫作固然很重要，文獻整理工作也是很關鍵的組成部分，不可或缺，至今已經出版了很多資料、檔案等文獻，比如《清代詩文集匯編》，共800冊，收錄清代詩文集4000余種，錄詩文不下500萬首，全面展現了清代詩文的全貌和特點。
戴逸接受專訪
“一個盛世的到來必定要有反貪腐作為先導，反貪腐是盛世到來的推動力和有力手段，為盛世開辟道路，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問：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都對貪污腐化採取了比較嚴厲的懲治措施，請您具體介紹一下。
戴逸：在我國歷史上，各朝都反對貪腐，留下了很多懲治貪腐大案的資料。我認為，一個盛世的到來必定要有反貪腐作為先導，反貪腐是盛世到來的推動力和有力手段，為盛世開辟道路，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比如乾隆盛世的到來就不是偶然的，雍正皇帝雷霆手段、全力以赴反貪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乾隆初年官場風氣清正，推動了盛世的到來。貪腐導致財政、經濟羸弱，發展阻力大，不打擊貪腐官員，工作進行不下去。
從清朝來講，康雍乾三朝反貪腐都有各自的特點，環境不同、手段不同，效果也不一樣。
康熙繼位以前，中國經過長期的戰爭，環境惡劣，不僅老百姓水深火熱，政府也貧窮，發不出各地官員的俸餉，無法養活自己的官僚，一定程度上默許了官員貪污。那時官員的薪資低，一個知縣的工資是25兩銀子。這是什麼概念？《紅樓夢》裡劉姥姥算“螃蟹賬”，說是大觀園的一餐螃蟹宴一共花了20多兩銀子，夠庄稼人一年的開銷了，就是說，當時知縣的工資也就相當於一戶農民的全年支出。所以康熙以前的史料中幾乎沒有反貪污，風氣混亂。康熙親政之后，提出“官清”，就是指治理吏治。
康熙的治理手段是教育，推崇理學、道學，推行《聖諭十六條》，要求官員、百姓都要參與，每個初一、十五宣讀，教育官員要愛民、對老百姓好，修身養性，起到了一定作用，涌現了如於成龍等一些修身養性功夫做得好的人，明白怎麼做人、做官，有自己的信條。同時康熙注重樹立清官榜樣，比較有名的如張伯行、張鵬翮等等。此外，也懲治了一批貪官，比如“昆山三徐”，徐元文、徐秉義、徐乾學三兄弟，后來被貶職。總的來說，康熙時代懲處力度相比於雍正和乾隆，不是那麼大。
雍正就不一樣，他採取了一些制度遏制貪腐。到了康熙晚期，官場趨於混亂。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發布的第一份詔旨就是給全國的督撫州縣講為官之道，層層告誡。另一方面，他也大力懲治貪官。當時虧空國庫現象很嚴重，省裡、縣裡都如此。雍正上台之后嚴查虧空，於元年成立了會考府，主要功能就是反貪污，專門考察各地方虧空的情況，在全國甄別貪官，一旦發現就要他們退賠。曹雪芹家就是因此被抄。雍正懲處貪官力度大，手段嚴厲，而且不避親。有人揭發一個官員貪污了四千兩銀子，奉送給了15個人，這15個人裡面有他的十二弟允祹，雍正把送錢的單子全部公布，要這15個人退賠，允祹沒有錢，就在王府前把家具擺出來變賣。這種懲處確實對遏制貪腐起到了一定作用，剎住了風氣。雍正還實行“耗羨歸公”，不僅減輕了人民負擔，還以此設立“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入，保証廉政的推行。
乾隆上台的時候，前期官場清正，吏治較好。乾隆十三年以前隻殺過一個大的官僚，三朝的老臣子鄂善。那時，乾隆剛定了貪污一千兩以上就要判處死刑的規矩，沒過多久就發現鄂善貪污四千兩。因為他年齡很大，乾隆不忍心殺他，輾轉反側考慮了一晚上，最后命他自盡。
乾隆時代，國家富裕，國庫充盈，貿易市場很大，與外國通商頻繁，但同時出現了漏洞，對於禮義廉恥不太講了，風氣慢慢就壞了，以至於吏治敗壞，貪污賄賂公行。乾隆也企圖挽回這一江河日下的趨勢，他命令檢舉整頓，屢興大獄，用嚴刑峻法打擊貪污賄賂的不法行為，因貪污受賄被殺戮、關押、遣戍的官僚多得不可勝計，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腐敗風氣，但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他的皇貴妃高氏的家人，高恆、高朴，分別因為中飽私囊和盜鬻官玉被問死刑。
清朝最大的貪污案甘肅冒賑案發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甘肅連年大旱，餓死不少百姓，當地官員請示朝廷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隻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很多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編造假賬報銷后，被各級官員私分。這些官員搞成利益集團，發現一個人，牽出第二個人、第三個人，最后一共殺掉包括總督、巡撫等在內的知縣以上官員60多人，充軍50多人，還有被監禁和革職降職的。這是清朝最大的一個案子，不隻涉及甘肅一個省，還牽連到別的省。
封建專制體制根深蒂固，到康雍乾時期更是變本加厲。在經濟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情況下，權力高度集中，缺少制約，缺少法治，很容易導致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
舉個乾隆的例子。他身邊的大貪官和珅，非常得他器重。有個叫曹錫寶的御史，不敢彈劾和珅，就彈劾了和珅的兩個家奴。這兩個家奴在通州開了典當，有地多頃，錢財豐厚，一個官吏的家奴有那麼多錢，可見這裡面有問題，希望乾隆往上查一查。皇帝說好，查一查，他倒沒讓和珅去查，他當著和珅面讓別人查。和珅立刻就通風報信，讓家奴趕緊把當鋪、字號給毀掉，結果查無實據，就躲過去了。后來乾隆一死，他的兒子立馬就把和珅抓起來，有一句話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貪腐程度非常厲害。
乾隆五十五年，大臣尹壯圖上了一道奏折，說各省倉庫裡面存的銀子、糧食都少了很多，讓那些貪官拿走了。乾隆一聽就火了，你說各個省都這樣？我不信，你這樣說就是把我當成糊涂人了，天下事竟然你知道我不知道？既然這樣，我派兩個官員跟你去各個省查。查了七個省，每查一個省，那兩個官員就預先通知沿途趕緊把倉庫補滿、庫銀補足，一查結論是糧庫俱滿、庫銀俱足。這不是誣告官員、誹謗朝廷嗎？尹壯圖被革職回家。
由此可見，那個社會裡面，搞反貪污是搞不徹底的。
戴逸接受專訪
“修齊的基礎沒做好，很難治國平天下。如果要治國、平天下，自己的性情不恬靜，貪婪的性格沒有改變，就管國家大事，能不出毛病嗎”
問：歷史學家要有史德，“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秉筆直書，不溢美不隱惡﹔為官者要有官德，“廉不言貧，勤不道苦”。人而無德，行之不遠，隻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您怎麼看待道德對一個人、一個國家民族的影響？
戴逸：做什麼事都要有道德。做史官要有道德，秉筆直書，因為寫的是一部正史，不能涂抹改寫，否則就是歷史偽造。“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中齊太史的故事，講的是齊國的大臣崔杼弒君齊庄公，齊太史乃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就殺了齊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最后一個弟弟還是這樣寫，而且有個南史氏還在那兒等著，如果崔杼把這個弟弟也殺掉，他還准備繼續記載此事，前仆后繼，認為這是光榮的。
為了這種史學家的道德，還要細心求証，我們現在也很注意，有的史料中的檔案也不能完全相信，因為檔案是官方記載的，代表的是官方的觀點。比如孝庄太后下嫁給多爾袞，有沒有這事，從檔案上查不出來，不會記載，那麼就要去找其他資料。類似的問題很多。
對於從政的人來講，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過去，理學家就講究養性，修齊治平，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修，首先是修身、講道德，齊家，要治家、家要管好，然后才是治國平天下，修齊的基礎沒做好，很難治國平天下。如果要治國、平天下，自己的性情不恬靜，貪婪的性格沒有改變，不能約束家庭成員在外胡作非為，這樣管理國家大事，能不出毛病嗎？很容易被誘惑，被物質利益誘惑。
戴逸接受專訪
“當前，我們處於這樣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要爬上這個坡去，堅決懲治腐敗非常重要”
問：您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您對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有哪些建議？
戴逸：現在這方面的成果還是比較大的，一年查處那麼多腐敗分子，社會風氣也有很大變化，我們都很高興。
從歷史上看，時間、地點、條件不同了，做法也不能與過去相同，但有的做法有一些借鑒意義。比如注重教化，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公務員讀書很重要，不只是學習知識，更要通過讀書學會做人。一個人的一生要有抱負，有一個良好的志願，就如同一個國家要有一個目標。活著干什麼？活著不是為了享樂，這種是比較低級的。高尚的愛好、高尚的性格哪裡來，從讀書中來，讀書就能夠修養身心。此外我認為任職回避也可以借鑒，過去本縣的人不能當本縣的知縣，本省的不能當本省的一把手，免得七大姑八大姨、親戚朋友都卷進來，如果領導都是本地人，就比較容易發生問題。
當前，我們處於這樣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要爬上這個坡去，堅決懲治腐敗非常重要。如果這方面的工作停滯下來，那就極有可能成為我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我們這樣的一個大國，邁不過去這個陷阱，就沒有人能養活我們。
問：還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您就在進步書刊的影響下，組織發起學生運動，並因此受到反動政府的通緝，后來通過地下黨組織的幫助奔向解放區，從此翻開了人生新的一頁。您說您第一次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猶如發現了新世界？
戴逸：我從小看歷史書很多，但看的都是線裝書，到了北大讀書之后，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如共產黨宣言等等，這些引導我參加了革命。在北大讀了兩年以后，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受到通緝，就到了解放區。我原名叫戴秉衡，后來改叫戴逸，這個“逸”字就是從北京逃亡之際更改的。
我喜歡歷史、愛好歷史，可是那時一點兒都不了解當代歷史，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世界。到了解放區以后，我才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英雄人物與事跡，聞所未聞、從來也沒有見過的。還有一點，我年輕的時候是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那是一個陰暗的世界，一到解放區，情況完全不一樣，是一個光明的世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軍民關系非常好，大小干部吃的飯都是一樣的，是一個平等的世界，每人每月都是發6斤小米，大概現在折合成兩三塊錢，在這樣一個環境裡生活，跟以前在日本統治區大不相同。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的變化太快了，當年我從來沒想到我能活到90歲，我也沒想到能看到今天的世界，現在的物質財富是過去不可比擬的，當初沒想到中國有今日輝煌的成就、如此的成績。作為一名老黨員，我感覺到非常自豪和幸福。
戴逸接受專訪
“我的夢想就是《清史》編成，再就是能看到國家越來越富強”
問：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抗戰爆發那年您11歲，到抗戰勝利時19歲，您說自己青少年的“花季歲月”是在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蹂躪下度過的，飽受難以筆述的欺凌和苦難。您用“屈辱、悲慘、痛苦和恐怖”來描述在淪陷區的那段生活，您的第一部著作《中國抗戰史演義》反映的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故事。經歷過民族危亡的時刻，您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不是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戴逸：那太深刻了，日本佔領時期人民過得非常的痛苦。我的一個哥哥、一個堂兄就是被日本鬼子抓起來拷打、槍斃的，我父親被漢奸政府抓起來關了兩年。當時看到中國軍隊老打敗仗，心裡面很難受。
我的家鄉在江蘇常熟，淞滬抗戰時，我們全民支援上海的抗戰，我父親當時是縣裡抗日后援會的會長，忙得不可開交。淞滬會戰失敗后，日本鬼子一下子打到了我們家鄉，我們家逃到蘇北。等回去的時候，整個城市全是炸毀的或者被火燒掉的房子，尸橫遍野，而我們那個城市本來是很繁榮的。家鄉原來有個鬧市區，日本鬼子來了，變成了最陰暗的地方，關押了很多人。有一次在長江邊上，我看到有人被鬼子扔到長江裡面去。但是，日本鬼子越是殘暴，我們對他們的痛恨也就越多，愛國心就越高昂，我們那裡是著名的新四軍游擊區，沙家浜就在我們縣，有時戰斗打得非常激烈。
現在，我感到國家的前途大有希望，我小時候就沒能想到今天國家的這個繁榮程度。記得20幾歲剛到北京來的時候，北京破爛得不得了，交通也不方便。我到北京讀了兩年書，就到過王府井和東四，要是沒車再遠就去不了了，當時窮學生，坐電車也沒錢。中國那時的窮困、那種一窮二白的環境，年輕一代人是不知道，中國建設到現在這種程度真不容易，盡管我們國家還有一些缺點和問題，盡管我們現在爬坡很吃力。回想當年，我們國家都是挨打，現在才真正看到希望，不僅是曙光，現在是光明。今昔對比，我們這一代，算是幸福的一代。
至於夢想，我的夢想就是《清史》編成，再就是能看到國家越來越富強。
“為政四要，勤能廉明”
問：請您給廣大黨員干部題寫一段寄語。
戴逸：“為政四要，勤能廉明”。我認為勤、能、廉、明這四個字應該是衡量一個從政者的四個標准。勤，是指勤快，不能懶惰、不作為。能，是指能干，這一點要通過讀書來提高。廉，是指廉潔，潔身自好。明，要明白事理，不能當糊涂人。
戴逸寄語
戴逸簡介：
戴逸，1926年出生於江蘇常熟。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主要著作有《簡明清史》《二十世紀中華學案》《清通鑒》等。
採訪札記
秉筆直書興盛衰亡之道
有人贊他“戴公桃李滿天下”，他笑一笑，說自己只是普通教師﹔有人稱他清史泰斗、史學重鎮，他搖搖頭，道自己只是一個修史人。他是戴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著名歷史學家。
寒冬的清晨，戴老與我們如約坐在位於海澱區蘇州街的清史編纂委員會辦公室裡。辦公室不大，幾組書櫃幾佔半壁江山，櫃中是滿滿的《清史》稿件。面前的戴老，鶴發壽眉，精神矍鑠，他與我們談文化、談清史，也談自己的人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位史學家的一生也如一段歷史，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跌宕起伏。52歲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76歲披挂上陣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持《清史》纂修工作﹔如今90歲高齡仍心系清史不肯懈怠。
清史是戴老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幾十年來，他寢於斯，食於斯，學於斯，行於斯。他為我們展示這個封建王朝的機遇和命運，為我們分析這段300年興盛衰亡歷史的殷鑒與啟迪，還為我們勾勒康熙、雍正、乾隆等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光影。
鏡裡朱顫都變盡，隻有丹心難滅。談及家國，戴老的眼眸中是自豪。他說誰能想到我們的國家，區區幾十年的時間就能從曾經的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發展到今天的繁榮昌盛﹔對比歷史，他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光，我們是幸福的一代，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談及正風反腐，他說一個盛世的到來必定要有反貪腐作為先導，這是盛世到來的推動力和有力手段。他為我們列舉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腐敗舉措，也客觀分析舉措背后的來龍去脈與利弊得失。他對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果交口稱贊，也坦言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股勁不能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戴老還與我們談傳統文化，講述修齊治平的價值﹔談追求，說人要有抱負、有良好的志願，不能貪圖物質上的享受﹔談鄉情，提起十幾年未回的江南故裡，言帶唏噓。
訪談間歇，他帶我們參觀陳列在書櫃裡的《清史》稿件，他的目光流連在一本本書稿上，他的手撫摸在一張張紙頁上，滿含感情。翻開書稿，隨處可見他批改的痕跡。“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形管，朱藍粲然。”這是戴老對自己年少讀書情景的描述，憶及啟蒙自己的師長和相伴學海的友人，他的語聲盡是懷念。這位自孩童時就鐘情文史的大家，無愧於“讀書的一生，筆墨的一生”。
訪談歷時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很長，長到仿佛在老人的娓娓道來中穿越了清代300年的歷史之河﹔這兩個小時也短，短到很難鞠取老人智慧之泉和豐盈人生之一抔。結束時已過了午飯時間，工作人員為戴老打來的飯菜已經微涼，餐盤中是清淡的兩三樣小菜。
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我的夢想就是《清史》編成，再就是能看到國家越來越富強。”戴老的這句話在耳邊久久難以忘懷。（鮑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