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春晚自1983年舉辦迄今，已有33年歷史。伴隨著又一個春節的臨近，猴年春晚向我們快步走來。這次它會帶給我們些什麼？
作為一場全國性的綜藝電視節目，央視春晚已經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每年觀看春晚的觀眾數量都數以億計，這個數字放之世界也是獨佔鰲頭的，比奧斯卡、艾美獎、MTV音樂盛典加起來還要多。
春節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傳統節日必然伴隨著傳統文化。春晚選擇在這個節日與文化相互融合的關鍵時期舉辦，注定了文化宣傳的作用。春晚中的各個節目，便是彰顯中國文化標志的一個個符號。而相聲小品類的節目，更以其接地氣的文藝形式、觀照現實的思想內容，對文化風俗的傳播、社會價值觀的引導起著重要的作用。
反腐相聲小品是應時而生
我們把目光拉回到羊年的春晚，相信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仍是反腐“三連棒”。第一棒，小品《投其所好》諷刺巴結領導的不正之風﹔第二棒，相聲《圈子》批判了“認識不同圈子的人好辦事”這一“圈子”文化﹔第三棒，相聲《這不是我的》諷刺了貪官什麼東西都想要，給所有的東西貼上“這不是我的”字條來逃避責任的心理。羊年春晚，“反腐”成為最大看點，甚至在彩排期間就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歸根於反腐題材的節目在闊別春晚舞台多年后的再次露面。
道理其實很簡單，相聲小品屬於文化藝術范疇，而文化藝術來源於生活，是現實的真實反映。毛澤東說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深得民心。反腐敗成為各領域最熱門的話題，作為文藝形式集合體的春晚，若對此沒有反映，豈不是與現實生活的嚴重脫節與背離？
反腐元素的大量出現無疑給語言類節目帶來更多的活力，於是，反腐相聲小品的再次登台亮相就順理成章。相聲小品原本就是諷刺的藝術，而非單純的“搞笑”。最早的相聲小品形式，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的“參軍戲”。當時有一名任職參軍的官員，因為貪污被懲處。當時的伶人便創“參軍戲”，裝扮成參軍的模樣，被其他人戲耍嘲弄。這種形式到了后來發展成舞台戲的形式，對近現代相聲藝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可見，相聲小品天生就具有諷刺的基因，最不可失去的就是對貪官及社會不公平現象的鞭撻及對真善美的弘揚。對於相聲小品來說，諷刺與贊美，兩種形式都要兼顧。關鍵是要緊扣時代，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若隻會歌功頌德，不敢針砭時弊地直面現實，隻會慢慢地失去自身的魅力。
反腐作品折射出的社會萬象
黨風正則政風正，政風正則民風淳，好的黨風政風可以引領和帶動社會風氣的好轉，黨風政風與民風社風歷來密不可分。反腐作品從廣義的角度來講，其內容應該涵蓋整個社會層面，體現的是主流價值觀的東西，比如官場風氣、鋪張浪費等社會熱點和現實問題。按照這個標准梳理這些年春晚的語言類節目，我們發現，涉及反腐內容的相聲小品並不是2015年才出現的，人們習慣用“回歸”一詞來表述反腐語言類節目重回春晚舞台，這說明，早些年的春晚舞台上，曾不乏經典的反腐作品，而這些作品都是緊緊圍繞社會現實，擁有強大的批判力度。
1988年的春晚相聲《巧立名目》，諷刺了某些官員為公款吃喝尋找各種理由的丑態，其中帶有濃厚詼諧語調的“領導，冒號”一詞，至今仍是不少人的口頭禪。也是在這一屆春晚上，相聲《電梯奇遇》批評了某些機關作風不實、管理部門不作為、人浮於事等不良現象。當時改革開放之風吹活中國大地，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一些封建糟粕的思想也沉渣泛起，大吃大喝、領導特權、作風不實等現象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春晚適時地推出這一相聲作品，在贏得大眾會心一笑的同時，實際上是對當時丑惡現象的迎頭一擊。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伴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社會上涌現出“下海潮”、“經商潮”。市場經濟繁榮的背后，一些社會不良現象如官僚主義、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也出現了。1994年的春晚，小品《打扑克》中的“組長、科長、處長同花一條順，科長、處長、局長三扇一條龍”、“秘書管董事長”等經典台詞將官場“潛規則”淋漓盡致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在此小品中，還直白地出現了“貪污受賄”等字眼，可謂春晚反腐作品的力作。
2012年，陝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在車禍現場的笑容惹怒了網民，隨后他在各種場合所戴的名表也被曝光。由工作作風引出貪腐內幕，“表哥”楊達才可謂是反面典型。十八大以后，中國反腐敗力度空前加大，反腐敗不再只是紀委的事，而是黨委的主體責任和全社會的共同參與。“生活作風”問題成為多數典型案件的導火索，當官員的個人生活進入公眾視線后，便迅速具有了娛樂色彩。2013年的春晚，相聲《敗家子》，便深刻地顯示出社會時代的烙印。“我還買表呢！不光敢買，我還敢戴呢！不光敢戴，我還敢露呢！不光露出來，我還樂呢！”這些台詞，隻有放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裡，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幽默和意蘊。通過對國內一年的熱點事件的調侃，娛樂了大家，也運用社會輿論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諷刺和批判。
2014年的春晚，小品《扶不扶》著實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嗎？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來了”，直指當下社會關於道德誠信的問題——路遇摔倒老人，扶還是不扶？早在這之前，社會輿論就已經開始熱議“扶不扶”問題，諸多因攙扶摔倒老人而被訛詐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圍觀不救等新聞屢見報端。也是在2014年，四川日報針對“扶不扶”問題，發起了一份問卷調查，隻有不到10%的人選擇毫不猶豫扶起老人，35%的人則選擇在証明自己清白的情況下扶起。一個原本簡單的“扶不扶”問題，折射出在社會轉型期一些人的價值迷失和道德失范，發人深思。
可以看出，以往的每一個經典節目的背后，都透射著同時代的社會萬象，留下了時代的烙印。這些作品在歷經多年后仍被人們津津樂道、耳熟能詳，其魅力的訣竅不在於簡單枯燥的說教，而在於緊扣現實，在觀眾心裡產生同頻共振。
反腐文化與春晚的關系
春晚作為彰顯社會文化的一個符號，是文化的風向標，是主流文化的陣地。社會文化的進步，既需要歌頌的力量，也需要諷刺的力量。反映社會文化的春晚，也需要這種力量的洗禮，就是將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假惡丑通過相聲小品的語言表現出來，有針對性地加以揭露，讓諷刺代表老百姓說話。
近些年來，春晚的節目資源似乎已經挖到了極點，但不少群眾卻似乎失去了觀看的熱情。語言類節目中，少有對社會熱點事件的深層探討。究其原因，不外乎現實題材的所謂敏感性。說它敏感，是因為它刺痛了一部分人的神經，他們習慣於歌頌式的藝術，接受不了“挑刺”的表現方式。而現實題材尤其是諷刺性節目的創作者也有顧慮。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師勝杰就對諷刺性語言類節目創作之難感同身受：“相聲本身是諷刺的藝術，但現在相聲創作卻不敢諷刺，否則就會上綱上線，對號入座。你諷刺一個處長，全國所有的處長都不干了，更不要提局長了。甚至你說年輕人不好，年輕人也有意見。這麼一來，相聲演員還能拿誰諷刺？隻能毀自己了。這就很低下，也很可悲。”
這就涉及反腐敗作品怎樣創作的問題，應該把握一個什麼樣的“度”？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反腐敗工作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大老虎、小蒼蠅被一批批挖出來，“不敢腐”的氛圍正在形成。在這種態勢下，春晚舞台理應順勢而上。中央能坦蕩、自信地面對腐敗問題，有將反腐敗進行到底的堅定決心和一定會取得勝利的政治自信，春晚更沒有理由把“反腐敗”題材拒之千裡。就連中紀委網站都開設了反腐敗漫畫板塊，通過諷刺的藝術形式宣傳反腐敗，並且組織佳作評選，以諷刺為天然屬性的相聲小品就更不應該被拒之於春晚大門之外。以相聲小品形式再現腐敗官員的丑態，讓觀眾感覺更接地氣，更能引起共鳴﹔同時在潛移默化中營造了“不能腐”、“不想腐”的生態環境。從這一層面上看，春晚反腐語言類節目的回歸，說明大可不必擔心可能造成的某些“敏感”，隻要踐行群眾路線，就不會“越線逾矩”。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証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需要什麼樣的文藝作品，春晚的舞台上就應該顯現出來。因此，春晚所展現出的文藝作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春晚反映群眾身邊的熱點，諷刺群眾關心的腐敗問題，是正當時的。
反腐文化與春晚，兩者互為幫襯，互相促進。一方面，反腐文化為春晚注入了新鮮血液，激發了春晚的“第二春”。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曾說過：“歌頌真善美是正能量，針砭假惡丑也是正能量。不懼批評，才能體現今天社會的自信和胸懷，藝術本身的力量才能得以爆發。”反腐相聲小品看似犀利，實則是有責任的幽默，而春晚納入諷刺性作品，正體現了春晚對社會的一份擔當意識，這份擔當意識，也正是人民群眾所希冀的。
另一方面，春晚也為反腐文化搭建了宣傳的載體。反腐敗，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社會文化分為主流和非主流文化，春晚就是驗証主流文化的試金石。一種文化若不能進入春晚的舞台，即便其流行開來，也很難說成為主流文化。從這個角度看，反腐相聲小品回歸春晚，是對反腐事業既往成績的肯定，驗証了反腐敗的成果已被絕大多數人所認同。201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1.5%的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表示滿意，90.7%的群眾對遏制腐敗現象表示有信心，90.6%的群眾認為當前違紀違法案件高發勢頭得到遏制。正是因為反腐敗已經成為主流文化，對腐敗的零容忍正在成為一種普遍共識，反腐題材作品才不再敏感，對腐敗現象的熱辣諷刺反而成為一種主流、一種必需。
反腐作品上春晚，最大的意義在於証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反腐敗確已成為中國當前最受矚目的一件大事。整個社會正在努力營造由“不敢”向“不能、不想”轉變的反腐氛圍。隨著中央反腐敗工作進一步向縱深推進，正風肅紀作為一個不變的主題，會源源不斷為春晚的文藝創作提供好素材。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春晚作為彰顯社會文化的載體，會更好地營造文藝創作的環境，接納更多“接地氣”的好作品。（李自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