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浩/漫畫
今年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深入推進。6月初，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7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調研時對國企改革提出了“兩個不動搖”和“三個有利於”的重要論斷;7月底，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重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8月初，國家發改委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系列配套文件基本形成”;9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發布;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這一系列舉措充分彰顯了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高度重視，也為遏制國有企業腐敗、讓國企去行政化提供了新的方案和解決辦法。
去除
官官相護、家家相繼的弊端
今年2月11日，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在北京召開。這一輪巡視對象，全都是中管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這是實現對國企巡視全覆蓋的重要舉措，傳遞出專項巡視為國企反腐加力加碼的強烈信號。9月10日至17日，中央巡視組2015年第一輪專項巡視25份整改報告全部公布。不少國企均有不同程度的腐敗行為，其中以利益輸送、以權謀私、選人用人等方面的問題較為突出。個別企業出現了寄生性家族式貪腐，個別國企高管縱容配偶、子女、親屬大肆收受禮金禮品，不正當持股，甚至“貼著國企謀利益”。
家天下似乎已成為國企腐敗和不正之風的一種特殊表現。近年來，由於國企穩定的收入、較高的社會地位、良好的發展前景，不少管理者紛紛將親屬子女安排進來，裙帶關系、家族特點在一些國企多有體現。再加上監管制約不力，一些企業內部逐步形成了利益交換、權錢交易、人情關系等種種不良現象，更有甚者因人設崗、因需求設項目，讓優質的國有資產任憑管理者的子女、親友轉移、鯨吞、揮霍。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突出對關鍵崗位重點人員，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要加強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產聚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督，防止權力濫用。看似常見的闡述蘊藏著中央對於國企出資人、監事會、審計、紀檢巡視多方監督，讓國企腐敗無所遁形，守護全民共同利益的強烈使命。隻有讓國企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去除官官相護、家家相繼的弊端，依靠公開透明的招聘、有序高效的競爭，才能打破‘一把手’‘土皇帝’式的一言堂，終結國企家天下的荒唐戲。”
近年來，在檢察機關查處的重大貪腐案件中，“一把手”落馬成為國企反腐的一大特點。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原總裁吳建文先后擔任新亞藥業總經理、董事長，上藥集團總裁兼新先鋒藥業董事長。在集團董事會和經理層，“他一人說了算”。檢察機關指控，吳建文共受賄35筆，涉案金額高達1187萬元。他還通過挪用公款隱瞞境外存款，涉案金額高達5100余萬元。在廣東新廣國際集團重大經濟案件中，負責人吳日晶不僅是董事長、公司黨委書記，還長期代行總經理職權。三權集於一身，絕對說一不二，企業重大決策都是他說了算。吳日晶僅憑一句話、一個批示就能隨意調動數億元資金。相關報告指出，國企“一把手”貪腐佔到國企貪腐的近六成。多名受訪專家也表示，如何預防“一把手”腐敗，將是遏制國企腐敗的關鍵因素。《指導意見》提出，堅持分類管理，建立與企業負責人選任方式相匹配的差異化薪酬分配制度，也可以看作是對完善國企管理綜合激勵機制和約束相結合的有效有益探索。
中移動、中石油、鐵道部、中儲糧等大型國企的窩案串案，一些企業老總的前“腐”后繼、上行下效也是國企缺乏制度性約束、多方位監督、內部人控制的集中表現。受訪專家表示，遏制國企“一把手”腐敗，要從經濟、政治、法律等各個環節建立反腐制度體系，堵住制度漏洞，特別是有針對性地對國企窩案串案的腐敗行為進行新的制度創新。
毛昭暉表示，要建立健全國有企業重大決策失誤和失職瀆職責任追究倒查機制，建立健全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督問責機制，堅決遏制侵吞、貪污、輸送、揮霍國有資產等腐敗現象，嚴厲查處國有企業的違法違紀行為，做到有的放矢，警鐘長鳴。
鏟除
國資流失的腐敗土壤
黨的十八大以來，“老虎級別”國企“一把手”或主要負責人有七人落馬，他們是蔣潔敏、王帥廷、宋林、孫兆學、徐建一、廖永遠、王天普，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國企腐敗的復雜性和嚴重性。專家介紹說，國企腐敗相對集中在能源、基礎建設、投資、金融、機械與制造、通信等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型企業。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教授賀夏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能源、金融、電信等企業關系國計民生，且大多資本雄厚，由於行業特點多處於壟斷地位，掌握著稀缺的市場資源，容易成為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的重災區。
而對國企“一把手”的反腐是為國企改革保駕護航的一個重要方面，深入推進國企制度性改革也是根治腐敗的基礎保障。近年來，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假公濟私、大權獨攬等成為國企腐敗的關鍵詞。所有這些行為都因一個“權”字。國企領導人既是黨的干部，也是國有資產經營的委托代理人，理應做到勤勉盡責，充分發揮企業家才能，而一些人卻以權生財、中飽私囊，這說明國企在產權明晰程度、委托代理關系和現代公司治理制度方面還存在嚴重欠缺。
中國礦業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劉金程認為，《指導意見》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明確將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國家的財產不能因為交給某些人代行管理職能就讓其更輕易地順手牽羊，各種產權都應得到全面保護。但是，正是因為國有企業相對壟斷的特征，且與政府之間的聯系，使得其具有優先競爭地位，在市場中能通過壟斷價格差、政府補貼等方法，確保自身的高利潤。這種資源配置行為極易導致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讓國有資產的流失變得極其容易，也讓國有企業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國資問題專家、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楠告訴記者，國有企業的優勢地位甚至在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使得一些希望獲得更多生機或更好效益的廠商，千方百計拉攏腐蝕國有企業相關人員。大量的國有企業改制重組使得一些不法人員內外聯手侵佔國有資產，國有企業迅速發展帶來的大量招投標和物資採購等也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重要渠道。由於缺少相關制約和問責，決策失誤特別是重大決策失誤，也往往會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損失和流失，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包括資產縮水、夸大虧損、隱瞞利潤、假合資真套錢、假破產真討債、惡意低估國有資產等非法手段的有效防范和制度規避也將成為深化國企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
毛昭暉也表示，健全相關制度、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公開透明相關信息，加強國有資產統計考核，加強社會監督監察，加大紀檢檢察，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對防止國企腐敗有積極的意義。
“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廉潔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以企業的方式開展決策部署和經營行為，明晰產權結構，努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元素，而非政府部門的延伸。在《指導意見》中，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相關國企領域，建立多元化的股東結構，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股份制改革，造就制約權力的利益杠杆，將非公經濟成分中對自身利益的責任心和積極性作用於國有經濟之上，將會對國企腐敗的遏制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劉金程說。
決不
讓改革紅利變成個人私利
國資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張喜武在最近談到國企改革方案時說，注重改革的公開性，堅持公開透明，國企改革的政策方案、措施、過程，能夠公開的都要公開，主動接受全社會監督，決不能讓國企改革的紅利變成個人私利，而要真正讓全民享受到國企改革的發展和利益。
“掙錢多，上交少”是當前國有企業的普遍現象。近些年，全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高達3萬億左右，而上交利潤最高比例僅為15%，這些運營國有資本的企業從國人手中賺了錢，對公共福利的貢獻卻太少，這再一次讓民眾發出國企到底是不是全民共享的呼聲。目前絕大多數國企資本收益大部分還是用在自身，真正用在國民經濟發展的並不多。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曾提議提高國有企業上交財政的利潤比例，定向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貢獻資金收益，切實讓全民分享國企運行中的經濟成果，也應讓國企將利潤以多種方式回報補貼社會，讓“全民共享”這一目標更切實地落到實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告訴記者，國企是國家代表全民所有，國企自然應該對全體人民作出貢獻，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公益類國企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雖然可能有收費，但國企並不以盈利為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全民的義務和貢獻;二是分紅，國企過去分紅比例偏低，特別是較低的分紅比例形成的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大部分還是在國有經濟內部循環使用，導致國企對全民的貢獻不夠大。近年來，國企分紅比例上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轉入一般公共預算的比例也在提高，《指導意見》更是提出了30%的上繳比例目標，也為國企服務於全體人民提供了政策性和方向性的保証。
毛昭暉說:“從國企功能發揮上說，國企腐敗引發的國企利益受益人錯位，導致國企失信於民，進而引發國企無法彌補的倫理危機。國企是國有資產的一種存在形式，本質是服務於民、還富於民，當中央企業惡炒地皮、爭搶地王，不斷仗其壟斷地位與民爭利，攫取超額利潤的同時，導致貧富差距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一旦政府公信力降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指導意見》對這種收益錯位的現象提出了根本的解決方式，以真正讓國企利益盡最大可能讓全民共享。”（許一航 賈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