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遷市宿城區紀委副書記、監察局長徐保明是一位“老紀檢”,在紀檢監察一線干了18年,參與破大要案200余件,挽回損失近億元。
但徐保明最大的希望是,紀委有一天可以不再有事忙,因為黨辛苦培養的干部最后卻淪為階下囚,也是組織的巨大損失。
在紀委工作,信訪是發現案件線索的主渠道。對徐保明來說,每次接訪都是一次正能量的回歸。多年來,他先后成功化解群眾集體上訪等群體性事件20余起。
但這樣的“大事件”畢竟不多,更多的是些關乎群眾個體利益的“小事”:有跑了許多趟蓋不到章的,有拿不到拆遷款的,有多次到相關部門反映問題未果的,很多問題表面上看都不在紀委的受理范圍,但都折射出干部作風問題。
當地很多老百姓都有他的手機號碼,有人喊他“徐青天”。但他說,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紀檢工作人員,隻要群眾訴求是合理的,就要盡量幫助解決,因為群眾的利益高於天。他認為,“沒有調查不清的信訪案件,沒有解不開的思想疙瘩,沒有化解不掉的矛盾”,因此,要爭取做到“事事有結果,件件有回音”。
與老百姓溝通,真誠是最大的前提,“如果做不到,也絕對不能忽悠。要讓老百姓感覺到,紀委是解決問題的地方”。徐保明說,老百姓信任紀委,才找紀委反映情況,接到信訪案件如果不聞不問,一推了之,老百姓就會不相信紀委,“自己也會有愧疚感”。同時,也不能簡單地把干部處理了就完事了,還要了解信訪背后的原因,把信訪件調查徹底。
紀檢監察是“得罪人”的活兒。
2009年,徐保明查辦某鄉人大主任周某違紀案。周某是徐保明岳父的表弟,並曾有恩於其岳父。岳父找到徐保明,請他“得饒人處且饒人”。但他卻沒給岳父面子:“如果我放縱他,國家損失就會更大,您一定得支持我呀!”
此后,他指揮辦案人員經過20天內查外調,最終查清受賄事實,收繳違紀金額20余萬元,並將其移送司法機關。直到那時,具體辦案人員還不知道周某是徐保明的親戚。
“糖衣炮彈”的誘惑也少不了。一位老板為了感謝徐保明,曾主動提出以成本價將3套房子賣給他,但被徐保明當場拒絕。這幾套房子位置都很好,隻要一轉手,徐保明就可名正言順地得到幾十萬元的利潤。另一次,一個陌生人突然找到徐保明在保險公司工作的妻子,提出要做一份長期的養老投資計劃。如果這筆業務做成了,徐保明的妻子將獲得一大筆提成。“妻子回來跟我一說,我馬上意識到,這個事情不同尋常。”徐保明說。果不其然,這位前來辦理保險業務的人正是違紀人員的親戚。徐保明立即告誡妻子,就是正常業務也不允許給其辦理,讓那個人到其他保險公司購買。
“錐子不能兩頭尖,既然選擇了紀檢事業,腦子裡就不能有發財的念頭,與民爭利的事情更不能干。”他說,“打鐵還需自身硬。”
工作中,徐保明發現,部分黨員干部是無知犯錯,比如,有的干部會對挪用公款振振有詞,也有人覺得“收人錢財給人辦事”是正常的事,“很多人隻要經常‘拎拎耳朵’、‘扯扯袖子’、‘拍拍肩膀’,甚至適時大聲呵斥一聲,一般都會知恥而止”。
徐保明說,紀委是黨員干部的“保護傘”,但最好的保護是從預防抓起,從源頭盯緊,“寧願平時聽到干部怨聲,也不願聽到牢裡哭聲”。
為了提高發現干部問題的能力,有效震懾違紀違規問題,2012年,在他的倡導下,宿城區紀委建立了“勤廉巡察”制度,先后對6個重點部門和4個鄉鎮領導班子及成員進行了勤廉巡察,共發現14類37個問題,提出整改建議21條,對11名黨員干部進行了提醒談話,給予5名科級干部黨紀處分。巡察期間,黨員干部主動上交禮品禮金6.7萬元,個別黨員干部直接到徐保明辦公室說明情況,檢討錯誤,主動要求接受組織處理。
同時,徐保明推行了一系列創新舉措:成立暗訪組,對各部門進行曝光排名﹔整合全區辦案資源成立了案件查處指揮中心,對鄉鎮紀委和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案件查處工作實行分片和分組管理。
“我們用紀律審查的‘細篩子’篩出問題,然后,‘該打針的打針,該喝姜湯的喝姜湯’。”徐保明說。(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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