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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今受審 被控利用“京A”牌等受賄

2015年05月25日08:27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京A”串起的政商關系網

宋建國 (資料圖)

5月25日,61歲的宋建國將接受他人生的第一次庭審。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訴書指控稱,宋建國利用其先后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辦理“京A”機動車號牌、駕校恢復營業等事宜提供幫助,索取、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2390多萬元。

在北京,在汽車遠未普及的時代,隻有黨政機關有轎車,懸挂“京A”號牌。隨著汽車保有量的迅速攀升,“京A”號牌資源枯竭,隻有重新啟用才能獲得,逐漸成為某種身份的象征。2011年,北京實施機動車限購政策,“京A”車牌不放入搖號池也不拍賣,獲得“京A”車牌難上加難。

圍繞“京A”牌照的審批,宋建國及其家人、下屬、中間人、實際使用者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條,也最終成為葬送他們前途的重要因素。

誰需要“京A”號牌

董棟華是中國油畫協會副主席,在北京成立了國子監油畫藝術館。2009年,在一次畫家朋友組織的聚會上與宋建國相識,隨后成為朋友。

2011年,宋建國到藝術館看畫展的時候,問他有什麼事需要幫忙。董當時買了一輛奧迪A8轎車,想上個好點的牌照。約10天后,宋建國回復,牌照辦好了,開頭是“京A88”。

此后,宋建國再次來看畫展的時候,董說,我的車挂好牌照后,畫家們看了都想辦,我們館長現在就已經提出來了。宋建國說他回去想想辦法。一個月后,宋建國給董棟華打電話,讓他以藝術館的名義向北京市交管局打報告。大約過了一個月,宋建國來電說,牌照辦好了。

為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成為國內首個發布汽車限購令的城市。

聽說北京要實施小汽車搖號政策,董棟華問前來看畫展的宋建國:今后公司運轉用車,上不了牌照怎麼辦?

宋建國說,可以先買一批車,在搖號前把車牌上好。

董棟華說,他們買了10輛新車,其中有8輛“京A”牌照的車是他直接找宋建國辦理的過戶上牌手續,包括兩副“京A8”牌照。為什麼要辦“京A”號牌?董棟華說,“希望能夠通過辦理京A號牌顯示我們公司和藝術館的實力”。

孫士平是北京融德畫廊的經理,1990年前后認識了當時任派出所副所長的宋建國。因為宋建國喜歡畫,孫有畫廊,兩人日常來往較多。

宋建國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后,孫士平找宋建國辦理了9副汽車牌照。除去個人的3副,給某畫家辦了4副,幫一個餐飲公司老板辦了兩副。

孫士平說:“因為自己的畫廊專營某位著名畫家的畫作,畫家非常喜歡車,我作為他的代理人也希望能夠幫他辦理一些事情,(辦車牌)也是為了讓他開心,有利於我們的合作。”

個體戶李國良和宋建國相識於2007年年底。當時,他買了一輛奧迪A6,找宋建國辦一副京A的車牌,一周后得到一個“京A8”的車牌。

之后,李國良多次找宋建國幫忙,從2008年到2011年陸續辦理了十幾副“京A”或“京A8”的車牌。

2009年10月28日,北京長青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交管局申請“適當的車牌號碼”。申請書稱,集團下屬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正在開發一個酒店,“目前酒店建設已全面展開,在建成前將不斷接待外國工程技術管理方面的專家和貴賓及政府領導。為方便車輛行駛,我公司特為兩輛新購車輛向貴局申請適當的車牌號碼。”

不久,該公司得到了兩副車牌,分別是“京A88”和“京AV”。此后,長青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幾乎以同樣理由再次向北京市交管局“申請特殊號段的車牌號碼”,而且注明車牌尾號不能是“0和5”。

2010年1月11日,北京融德盛業裝裱中心購買了一輛奔馳E300型車,向北京市交管局申請“一個較方便的車牌號”,理由是“因工作業務的特殊性,經常出入保密性較強的地方”。

2011年7月20日,北京德華創意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提出,公司將4輛舊機動車更新為新款奧迪,申請“京A”號段的車牌,理由和長青公司類似,“我公司已經並且還要不斷聘請中外著名文化人士和專家參與和研討重大文化產業項目的開發和建設。為了接待好這些人士……特申請京A號段的車牌。”

不久,該公司得到了兩個號牌,一個是“京A”,一個是“京A8”。

2012年6月18日,北京市金夢圓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購買一輛雷克薩斯后,向北京市交管局提交報告,對車牌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為更好的開展業務接待工作,特申請新車牌為京A開頭,數字9結尾,中間沒有數字4的牌照”。

中國青年報記者獲得的証據表明,經宋建國批出的“京A”牌照,基本流向了公司、老板。

誰能辦“京A”車牌

作為一種稀缺資源,“京A”車牌的發放一直沒有公之於眾的書面規定,交管局少數領導、車管所所長可以批,宋建國的秘書、司機也能幫人辦。

1994年8月1日,北京市啟用、換發九二式車牌和行駛証。按公安部相關文件,對北京市車輛注冊登記發牌代號給了A、B、C三個字母。北京市按順序對61萬輛(其中包括30萬輛小型汽車)機動車進行了核發。

“京A”牌照出現后迅速飽和,重新啟用號牌延續成慣例,一些辦理了轉出、報廢手續的機動車號牌可重新啟用。

2005年,為規范和嚴格“京A”號牌發放工作,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制定了《啟用報廢機動車號牌號碼工作規范》。2011年修訂完善形成了《關於啟用報廢機動車號牌號碼審批程序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這個規定報北京市交管局后未獲批准,但作為車管所內部規定參照執行。

中國青年報記者注意到,《規定》第二條是“黨政機關、國家部委,以及其他單位或個人因工作需要辦理審批號牌的,須遵守本規定”,但未規定“因工作需要”的具體內容。

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在一份《說明》中稱,《規定》提到“涉及工作需要的單位或個人”中的“工作需要”,本意是為了嚴格京A號牌的審批發放范圍,但因該《規定》沒有得到批准,因此在執行中隻能作為一個參考條件。

2002年至2011年任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所長的李長征証實,北京市交管局內部有一個規定,交管局局長可以審批京A8車牌,副局長可以審批京A車牌,作為車管所所長可以審批京A帶一個字母的號牌。

按上述《規定》,交管局領導批的車牌一般是通過局辦公室秘書科傳真給車管所值班室,由專人聯系車主確認車輛信息,並通知相關部門辦理。

中國青年報記者獲得的多份宋建國辦理“京A”車牌的批條中,都有北京市交管局辦公室秘書科科長王飛的名字。

即使這份車管所內部文件,執行起來也不嚴格。《規定》第八條稱:機動車價格超過100萬元的豪華車輛須經審核請示同意后辦理,奧迪轎車除外。但所謂同意,有時就是科長王飛同意即可。

據知情者透露,2006年,宋建國出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后,發現到交管局辦理京A號段牌照的人特別多,在社會上產生一些負面影響。2006年年底,他提出廢除一些規定。

之后,宋建國安排車管所所長、法制處處長和主管車管所的副局長三人,論証廢除審批“京A”車牌的可行性。

論証結論是目前廢除不了。一是這是多年傳承下來的,不能因為換了局長就廢除﹔二是交管局有對上服務的任務﹔第三,發出去的車牌都是汽車報廢收回來的車牌,這一部分數量少,如放入選號系統,易出問題。這次論証的結果就是繼續執行特殊的審批政策。於是,宋建國又安排上述三人論証此事的合法性,並請示上級機關。

不久,第二次論証結果出爐,稱經論証、請示,審批京A號段車牌既不違法也不違規,理由是:這部分車牌屬於報廢車牌,放在選號機中易出問題,不如靈活使用發放下去﹔另外還有對上的服務問題。

但把京A車牌放入選號機會出現什麼具體的問題,並未得以明確。相反,這一政策卻更加靈活,也就具備更大的尋租空間。

知情人士稱,在2007年年初的一次局長辦公會上,宋建國通報了上述論証情況,並要求對於京A牌照的審批隻能減少,不能擴大,而且要嚴格、規范審批程序。另外,還要求辦公室制定文件,內部掌握。

雖然宋建國到任后嚴格了“京A”等特殊號牌的審批程序,也曾試圖取消這一政策。但是,幾經周折之后,他卻變成了這一審批特權的受益者,亦或是受害者。

他利用這一特權,先后為北京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長青、北京馬橋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郭文貴等不符合內部要求的人員辦理了多個京A牌照。

除宋建國外,還有誰獲得了利益

除落實領導批條外,王飛自己也為他人辦理“京A”車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出租車司機白曉東通過王飛辦理了4副車牌,先后4次給予王飛42萬元。

2010年至2012年,王飛幫助陳牧辦理4副“京A”車牌,收受好處費85萬元。

王飛已因受賄罪獲刑。

2014年5月,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原副所長宋海燕終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法院認定,2007年至2012年11月間,宋海燕先后擔任車管所秘政科科長和副所長,負責接待、核實及轉辦號牌重啟工作。其間,宋海燕為他人辦理“京A”車牌提供便利,收受錢款13萬元,購物卡40張(面額20萬元),以及報銷個人費用2.4萬元。

2012年,受他人委托,宋建國的司機管某通過宋海燕辦理了一副“京A”車牌,獲利5萬元,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與上述這些人不同,相關司法文書顯示,對於“京A”車牌,宋建國不是直接賣錢,更多的是當作人情。一些得到“京A”車牌的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和宋進行利益交換。

孫士平是這個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孫的畫廊經營某著名畫家的畫作,從2009年開始,宋建國陸續介紹一些客戶去畫廊買畫,掙得的錢兩人平分。

宋建國就任交管局局長之后,就將孫士平介紹給北京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長青、總經理劉長江兄弟,告訴他們,孫士平是某著名畫家的經紀人,從他的畫廊買畫肯定是真的,能升值等。

2009年4月至2012年4月,劉長青兄弟陸續從孫士平處購買了近百張畫,總計近億元。宋建國分得1218萬元。

劉長江在一份筆錄中說,他和哥哥一起拜訪宋建國時,常聽宋建國問他最近又從孫士平那裡買畫了沒有,好像他對我們新月公司到孫士平那裡買畫的事很關注,還說那個畫家快封筆了,讓我們多買。他對我們買畫的事情這麼關心,背后肯定有利益驅使,我們如果不買畫,或者不從孫士平那裡買畫,宋建國都不會滿意,自然也就得罪了他。

孫士平的一份筆錄稱,通過介紹客戶買畫,宋建國共分得1614萬元。這些錢一直保存在孫士平處,買和田玉、手表、給兒子開飯店等各種開銷支出963萬元。

失去自由后,宋建國開始總結自己的教訓。在2014年10月15日寫下的《悔罪書》中,他說:“最大的禍根就是汽車牌照的管理上出現的問題,以牌照換利益。我剛到任時就意識到牌照敏感,社會關注,不加強管理遲早會出事。”

宋建國當然知道車牌的敏感。一次,宋建國的妹妹買了一輛大眾途冠轎車,宋建國讓她找秘書王飛上個好點的牌子,最后挑了一個“京A0”。手續辦好后她把車牌號短信給宋建國。宋建國立即回電,生氣地說:“你要是想讓我死就用這個號!”最終,換了一個普通的“京A”號牌。

宋建國在《悔罪書》中說:“我也曾努力欲廢除人為審批。由於某些原因沒能實現,而且竟出在自己身上,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沒有監督的權力必定要出問題,出大問題。”

2011年12月,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對重新啟用號牌管理規定再次修訂,並向交管局領導匯報。宋建國表示:因涉及上級部門,需要在執行中給予配合、支持,待溝通取得認可和理解后再啟用。

此時,距他卸任交管局局長正好一年,離他失去人身自由還有兩年零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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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源、崔小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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