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史冊，王朝興衰更替，如走馬燈飛旋，令人眼花繚亂。誠如黃炎培當年與毛澤東論王朝周期律時所提到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透過現象看本質，無非是失於“廉”，敗於“腐”，滅於“亂”，然后改朝換代，周而復始。
商紂王本來是個文武兼備的人才，因有恃無恐不能正己而失廉。他專橫跋扈，沉迷酒池肉林，大興奢靡之風，荒淫無度搞腐敗，剛愎自用害賢良。最后在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戰敗，自焚於鹿台，商朝遂告覆亡。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守廉拒腐，此后備受重視，卻屢敗屢戰，充分說明“廉”的“知易行難”。
《周禮》上說：“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這“六計”，分別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考核官吏政績有六項標准，即清廉且善於辦事，清廉且推行政令，清廉且謹慎勤勞，清廉且公正，清廉且守法，清廉且明辨是非。六項標准內容不同，但均冠以廉、以廉為本，體現出清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此后，管子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率先把“廉”作為國家興亡成敗的四個關鍵詞之一，提升到“國之四維”的高度來加以強調。管子的廉政思想極其豐富，最有代表性的是“廉不蔽惡”，意為不掩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主持公道、揭露邪惡，為人行事方為圓滿。而管子廉政思想中尤為可貴的新意還在於提出“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管子在此對人君提出忠告：人君自身不廉，引起突發事件而變亂，就無法制止邪亂，就要出現政治危機。從現在的角度看，就是正人先正己，也就是說，要求別人守廉，自己首先要做到節儉、權不謀私，成為“肅官廉士”。當今時代，封建君臣思想已不符合我們治國理政的思路，但守廉思想中“正己”這一要求不會過時，其深刻內涵是先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節儉，是廉的基本內涵。春秋戰國時期，奴隸主貴族生活腐朽，奢侈之風盛行，比管仲晚約一百年的晏嬰，身處濁世，但剛正不阿，心向清廉，穿粗衣，吃粗糧，居陋室，騎劣馬，始終過著清貧生活。景公給他新房，他拒絕搬遷，給他金銀裘皮、好車好馬，他堅辭不受，景公見他的妻子又老又丑，把女兒賜給他，晏嬰更是婉言謝絕。晏嬰提出，公正能克制自身欲望，節儉能抵制外來誘惑，這些都是廉政的應有之義。
由此聯想到，當今社會一些領導干部的腐化墮落，往往就是從生活作風上打開了小的缺口，這個缺口一旦打開，奢侈就極易成習，進而使人成為金錢的俘虜。從先賢的廉政思想中，我們不難領悟到，恪守節儉對行廉正己的意義。
權不謀私，是守廉之要。管仲當年從魯國乘檻車被押解回齊國時，路過邊境，有封人（邊境小官）得知管子將成為齊國重臣，便恭敬地獻上酒食，討好管子索要官位。管仲問：“你有什麼本事和特長嗎？”封人說：“沒有。”管仲呵斥道：“我將來做官，是為國求才，像你這投機鑽營之人，我才不會用你！”這個典故告訴我們，為官要公正清廉，選人用人要出於公心。
在當前我們的治國理政中，權不謀私除體現在干部選拔任用時的不任人唯親，還包括主動接受監督的勇氣，如將“三公”經費公開，如實申報收入和家庭財產，等等，這亦是“吾道不寡”，古已有之。
管仲就曾主動向齊桓公申報公用經費開支的情況：“管仲會國用，三分之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齊桓公聽后，非常欽佩並大加贊揚。由於管仲打鐵做到自身硬，所以他辦過一個著名的鐵案，剝奪了一個作奸犯科的老貴族伯氏“三百邑”供養地特權，讓伯氏過著一天吃兩頓飯的生活，伯氏卻“沒齒無怨言”。
官肅士廉，則民順天下安。管子說“廉不避惡，則行自全”，這就要求，守廉必先立廉，為公方可立廉。由此，管子進一步提出“士廉”的要求，其深意在於：既然“學而優則仕”，將來上輔國君，下牧萬民，士就不能“任性”，而是要非廉不可。士廉是官廉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廉士守廉，他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我國歷史上涌現出了官居宰相身居陋室的魏征、笑比黃河清的包拯、剛直不阿的海瑞、“古今第一廉吏”於成龍等一批為政清廉的典范。當今時代，也正是焦裕祿、楊善洲、王瑛等戰斗在各條戰線默默奉獻的無數黨員干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
反之，不廉之士，做官就難以守廉而終成貪官奸臣，如亦官亦盜、驕奢淫逸的石崇，招權納賄、肆行貪污的嚴嵩，絕世大貪、富可敵國的和等，以及近年來落馬的一批貪腐分子，他們背離宗旨，瘋狂斂財，寡廉鮮恥，成為民族之害，家國之恥。
古人雲：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貪者，政之腐也，民之賊也。為國不廉，如長夜不明﹔為人不廉，如朽木不材﹔為官不廉，如高山塌方﹔為士不廉，如大廈斷脊。“廉”乃立國立民之大節，其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塑造著中華民族的品格，守“廉”則是一種高尚的價值取向和從政操守。隻有自覺抵御各種邪惡和私欲誘惑的侵蝕，做到正人先正己，才能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龔聖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