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圍繞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出台的相關制度盤點

改進作風，是思想洗禮，也是制度變革。隻有加強制度建設，才能實現改進作風常態化、長效化。

2014年，公車改革、干部培訓、會所整治、會風、辦公用房等方面的制度相繼出台，不斷細化和拓展八項規定精神，個個把住關口、擊中要害，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緊，制度的執行越來越嚴，鞏固作風建設成果正一步步邁出鏗鏘的步伐。

公車改革： 自上而下 破冰前行

制度內容：

2014年7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

指導意見闡明了公車改革的意義，明確了公車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細化了公車改革的主要任務，對健全公務用車管理和保障制度、認真做好組織實施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公車改革的方式是在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后，對參改的司局級及以下工作人員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自行選擇公務出行方式。

年度回顧：

根據指導意見，中央和國家機關力爭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革。經過半年推進，中央和國家機關公車改革已基本完成。近日，多部委工作人員表示，2014年11月底單位公車已全部封存。2014年最后一張工資條中，車補已現身。

根據指導意見，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時間行至2015年，在各界矚目下，公車改革更顯“時間緊、任務重”。然而各地車改進展參差不齊。目前，城市之間的公車改革進度差距明顯，多數城市仍未出台地方公車改革的初步方案。深圳作為公車改革的先行者，行動較為迅速。2014年3月，深圳頒布《深圳市直機關公務用車改革實施方案》，公車改革大幕拉開。至今，僅深圳市直機關已拍賣公車6批1500余輛。然而像深圳那樣，已經對公車實行公開拍賣的城市仍是少數。

除了車改進度不一，在率先車改的城市，“以車補代替公車”的具體制度的安排也遭遇眾口難調的處境。深圳一家國企總經理每月6800元的車改補貼數額，遠遠超出7月份出台的中央和國家機關車改補貼標准，被不少網友稱為“最牛車補”。

專家點評：

中國礦業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劉金程表示，車改已經成為作風建設的重要風向標，其社會意義遠遠超出經濟上的影響。統一的補貼標准可能會帶來“平均數掩蓋的相對不公平”問題，但公車改革目前真正的阻力根源還是來自於觀念。

針對目前的困難，必須明確區分公車補貼與工作福利的本質區別。車補可看做是過渡性的政策手段。隨著公職人員績效考核與激勵機制不斷完善，黨的作風建設不斷改進，車補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從這個角度去認識車改，就可以減少一些圍繞“補貼標准”的爭論了，說到底，不要指望在車補中增加個人收入。

推進車改方案還有兩個工作建議，一是增加透明度，在透明公開的前提下充分運用政策授予的靈活度，不要為圖簡便而整齊劃一。二是加強財政預算管理，從源頭上管住公共開支，確保政府用於內部行政成本方面的開支每一筆錢都花得公開、嚴謹。

“禁讀令”： 規范培訓 淨化圈子

制度內容：

2014年7月31日，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中組部、教育部《關於嚴格規范領導干部參加社會化培訓有關事項的通知》

嚴禁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領導干部參加高收費的培訓項目和各類名為學習提高、實為交友聯誼的培訓項目，已經參加的要立即退出﹔嚴禁各級各類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和各高等學校舉辦允許領導干部參加的高收費培訓項目。領導干部個人參加其他非高收費的社會化培訓，費用一律由本人承擔。

年度回顧：

根據組織部門的統計，2014年各有關部門對領導干部參加社會化培訓進行專項清理整頓，參加EMBA等高收費培訓的3000多名干部按要求退學，23個高收費項目停辦。

不過，據媒體調查，“禁讀令”頒布后，多地出現官員退學現象的同時，一些高收費社會化培訓仍在向受“禁讀令”約束的人員招生，部分事業單位、國企領導干部仍在參加多種形式的高收費培訓。部分高校和培訓機構開設的針對領導干部的高價培訓課程改頭換面隱蔽進行，一些機構甚至表示可“按需定制、上門服務”，還可為領導單獨“開小灶”。“禁讀令”下，領導干部參與培訓的理由多種多樣，花樣百出的背后，還暴露出圍繞培訓費預算的報銷“黑洞”。

專家點評：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分析，“禁讀令”的針對性很強。黨員領導干部參加天價培訓用的多是公款，目的一是鍍金，提高身價﹔二是搞小圈子，織成關系網。一些培訓班已經異化成了打造人脈圈的“名利場”和“資源集散地”。

要執行好“禁讀令”，一方面要從財政上把關盯緊，出台培訓費管理的相關規范細則，明確培訓費用上限，並進一步完善財政預算制度，解決財政撥款單位的突擊花錢問題。另一方面要規范培訓渠道，由各級黨校、社會主義學院和干部學院在官員培訓中發揮主導作用。未經人事部門批准，個人不得擅自參加社會化培訓項目，不得由單位報銷，更不得接受他人資助。另外，相關部門也需打破“唯學歷論”“學而優則仕”的錯誤人才觀，提倡學以致用、學用相長，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

“禁會令”： 遠離景區 抑制奢華

制度內容：

201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到風景名勝區開會的通知》

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到八達嶺、十三陵等21個風景名勝區召開會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會議一律在本行政區域內召開，不得到其他地區召開。嚴禁各級黨政機關以召開會議等名義組織公款旅游。

年度回顧：

廬山是“禁會令”的21個風景區之一。“禁會令”下達以后，廬山景區按規定退掉了黨政機關預定的數十個會議。面對“會議團”、政府機關單位等團體票數量急劇減少的新常態，廬山景區調整思路，積極採取新的宣傳和服務方式，開拓客源。目前，在廬山景區，自駕游、周邊生態游和“南國冰雪游”等新項目吸引更多散客。

中央新的禁令下發后，媒體調查發現，多地五星級酒店入住率有所下滑，政府性會議明顯減少，說明“禁會令”見效。然而，借助論壇、研討會等方式，以黨政機關名義在異地開會的現象仍有發生。一些超出標准的會議“變種”，依然在部分高星級、高消費酒店召開。為了應對“限星”，部分五星級酒店放棄星級資質的復審，從“五星”變“無星”。去年，國內“棄星”的10家五星級酒店中，至少半數為當地政府的定點招待酒店。

專家點評：

中國礦業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劉金程表示，“禁會令”在短短幾個月時間收到明顯的效果，首先是規定詳細具體，既具有可操作性，又符合具體管理實際，從而可以得到更徹底的執行和落實。其次，落實八項規定以及反“四風”工作為此次規范會議、整頓會風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隨著規則意識逐漸深入人心，本次《通知》一出，效果立竿見影。

針對一些地方變換會議名目、試圖鑽制度漏洞的情況，劉金程建議，可持續的辦法在於公開，讓資源在陽光下得到配置和使用。那些巧立名目的“論壇”也好，“研討”也罷，隻要以制度的方式把詳細信息公布於眾，都會在廣泛監督下原形畢露。一些耍小聰明的伎倆，也許可以繞開一項制度的約束，但沒有人能逃避全社會的監督。

會所治理：整治歪風 還園於民

制度內容：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十部門《關於嚴禁在歷史建筑、公園等公共資源中設立私人會所的暫行規定》

嚴禁在歷史建筑、公園等公共資源中以自建、租賃、承包、轉讓、出借、抵押、買斷、合資、合作等形式設立私人會所﹔對在歷史建筑、公園等公共資源中已經設立的私人會所依法依規整治，並區分不同情況給予關停、停業整頓、吊銷資質、到期后收回等處置。

年度回顧：

2014年，一場整頓“會所歪風”的行動在全國展開。5月，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通知，要求繼續把整治“會所中的歪風”作為教育實踐活動中反“四風”的重要內容。8月，中央“教育實踐活動辦”在關於持續用力推動落實中央部署的專項整治任務的通知中，又一次明確將整治“會所中的歪風”列入其中。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浙江杭州西湖景區內30家高檔經營場所已轉型到位，其中27家已對外開放，主要以茶文化、咖啡、攝影展、民俗文化等為主，另外3家將在2015年上半年向市民游客開放﹔2014年上半年，廣東省對全省私人會所及相關違規場所進行摸查和整治，共清理出公共資源內隻對少數人開放和違規經營場所25家，其中關停17家，轉型8家﹔近日，《北京市公園配套建筑及設施使用管理辦法（試行）》出台，規定公園內餐飲、展示、游憩等服務性用房的公共區域都應當向公眾開放。

2014年12月初，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要求各地抓緊組織對本地區公園內上一階段排查出的私人會所整治情況進行一次“回頭看”，確保各城市對有關場所分類處置、徹底整治，防止其改頭換面、死灰復燃。

專家點評：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認為，一些會所成為隱蔽的腐敗溫床，而歷史建筑和公園內的會所，更是擠佔了公共空間，讓風光秀麗、有歷史價值的公共場所，變成了公眾不能進入的私人禁地，影響惡劣，民眾多有怨言，必須加以整治。十部門的規定出台，從之前的“整治”到現在的“嚴禁”，彰顯了中央治理會所的堅定決心。治理會所涉及面比較廣，因此十部門共同出台規定，能夠從更多環節堵住漏洞，齊心協力攻克頑疾。另外，要利用好社會監督這一殺手锏，暢通電話、網絡等各種舉報渠道，布下人民群眾監督的天羅地網，讓會所歪風無處遁形。

辦公用房標准： 細化合理 便於執行

制度內容：

2014年11月27日，國家發改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准》

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應做到庄重、朴素、經濟、適用和資源節約，不得定位為城市標志性建筑。黨政機關辦公用房根據單位級別和性質分為五類，分別為中央機關、省級機關、市級機關、縣級機關、鄉級機關，各級工作人員辦公室使用面積有了嚴格限制。對食堂、停車庫、警衛用房、人防設施等附屬用房建筑面積作出明確規定。

年度回顧：

作為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重要內容之一，各地自2013年開始開展超標准辦公用房的清理工作。一年多時間，全國應調整清理的辦公用房面積2425.7萬平方米，實際調整清理2227.6萬平方米，佔91.8%。停建樓堂館所2580個，面積達1512.4萬平方米。

安徽省宣城市在對34個辦公用房超標單位進行清理后，共騰退辦公用房2.5萬平方米，多出來的辦公用房重點解決給常年租用辦公用房的單位，改善了21個辦公用房緊缺單位的辦公條件。湖南省南縣將縣文廣旅游局搬到縣政府辦公大樓后騰出的483.6平方米辦公用房，整體移交給南縣第三人民醫院，用於門診和行政辦公。

然而，也有一些地方蓋起的單位大樓既不敢喬遷入住，也不敢在門口挂牌子亮明“身份”，一拖再拖造成辦公樓“爛尾”現象。在安徽蕭縣，新建的10余棟辦公樓已閑置近兩年，幾成放羊場。

專家點評：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蔡立輝說，2014年，治理豪華辦公樓的執行力度在不斷加強，這是全國人民都可以感覺得到的。治理豪華辦公樓奢侈風已有明確規定，而且非常具體。但是，為什麼之后豪華辦公樓奢侈風還屢禁不止呢？除了執行力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轉變觀念，由依靠內部文件到依靠制度和法律，隻有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制度，才具有一體遵行的效力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