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以下簡稱“全規辦”）在近日針對《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作出的回應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字斟句酌的。
這份回應以公文的標准文字和大家司空見慣的口氣“自說自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袁振國、曾天山、劉貴華、張彩雲，對外經貿大學竇衛霖等課題的申報、評審、結題，“都是嚴格按照有關程序進行的，未發現違規情況”。
媒體質疑的是：全規辦的幾位領導利用手中的學術權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樓台先得月”。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袁振國，這位身兼全規辦主任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不但自己拿到全國教育規劃的重點課題，其妻竇衛霖的“研究領域跟教育公平不搭邊”，也在丈夫管轄的機構裡分得了一杯羹：獲得有關“教育公平”的國家課題。
此前，中國青年報記者要求採訪袁振國核實與他本人有關的一些問題時，袁說：你沒有權限來採訪我個人的問題。和一些在任時義正詞嚴談反腐的官員一樣，袁振國也曾旗幟鮮明地表達過對學術不正之風的意見。幾年前，他以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副司長的身份對記者說，學術失范嚴重阻礙了學術進步，影響了學術聲譽，敗壞了社會風氣，必須下大力氣制止。如今，不知道在袁振國眼裡，他們這種“靠山吃山”的行為，是否也屬於應“下大力氣制止”的學術不正之風？
在某種程度上，全規辦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的關系，類似於“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除袁振國外，教科院副院長曾天山曾擔任全規辦副主任，而劉貴華、張彩雲是現任的全規辦副主任。也就是說，袁振國等人管理的機構，出面“証實”了自己的清白。
有意思的是，袁振國在拒絕記者採訪時搬出了“紀委”這個擋箭牌，他回短信稱：“涉及我個人通過紀委。”（袁是正廳級別，我理解他說的紀委，應該是指中紀委駐教育部的紀檢組）但在需要由紀委這個第三方或其他有關組織來証實他的“清白”時，他卻選擇了自己領導的機構。
全規辦的表態很容易讓人想起，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被人舉報時，能源局新聞辦的迅速反應：對劉鐵男的舉報純屬污蔑造謠。全規辦只是眾多“自己查自己”的陣營中的一員。這些組織和部門的問題被媒體曝光后，他們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照鏡子”、找問題，而是如何 “自証清白”，用三言兩語將事情敷衍過去。
分析這些行為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是某些領導干部缺乏媒體修養，把媒體的正常監督視為“多管閑事”、“添亂”或“找碴兒”。此種心態下，他們不會將媒體監督視為自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機會。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曾告誡一些地方官員：“記者不是部下，不是學生，不是敵人，甚至也不是朋友，而是挑戰者。”但這個“挑戰者”在一些人看來，挑戰的是自己不容置疑的權威，因而成了“搗亂者”。對搗亂者，態度可以蠻橫，可以不屑一顧，可以隨意應付，就是不能以誠相待。
二是這類人往往具備公關領導的能量，低估甚至漠視公眾的智慧與力量。他們處理這類媒體監督的主要原則是：隻要穩住領導，就萬事大吉。他們往往採取有利於自己的“選擇性匯報”、並私下表現出懇誠接受批評的態度，以贏得上級的理解和保護。而一些主管部門的領導也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無疑會助長下屬有恃無恐的心態。
三是眾多“表態多，后續跟進少﹔道歉多，問責整改少﹔調查多，真相公布少”的“爛尾新聞”，給了他們瞞天過海的信心。他們很清楚，新聞每天都在發生，媒體不可能“咬定青山不放鬆”，面對報道，發布一份不痛不痒的回應，或干脆置之不理，幾天后，自己就會安然無恙。實際上，媒體監督的使命在於揭露問題，要解決問題還得靠有關部門。如果有關部門“不願查，不敢查”，則新聞十有八九會爛尾。而每多一起“爛尾新聞”，政府的公信力就會下降幾分，代價不可謂不大。
目前，盡管全規辦自認為沒有發現違規之處，但還是在“說明”中表示：“正在修訂有關管理規定，明確我辦工作人員今后不得申請或參與申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管理的項目。”這等於間接承認了此前的行為不當。這個表態值得肯定，但僅此還不夠，需要有人承擔責任。教育部曾經表示，對學術不端行為要“零容忍”。現在，正是檢驗這句話的可信度的時候。對學術失范、學術腐敗行為能否做到如袁振國所言“下大力氣制止”，關系到我國學術環境的淨化與學術道德、學術水平的提升，不可謂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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