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的腐敗與治理——以震撼政壇的四大腐敗案為例》后記

作為一名處處被要求謹言慎行的公務員，花這麼多業余時間和體力精力，梳理日本的反腐倡廉制度和實踐，還可能惹來不必要的“口水仗”，真的有必要嗎？反復思考的結果是，隻要不影響自己的日常工作和身體健康，做這樣的工作，還是有點兒意義的！首先是因為，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境）外有益做法，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已經是我國在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方面的一個重要方針。根據這一原則，對日本相關制度和案例進行研究，當然不能算是多余的。

而在當前形勢下，筆者認為，中國對日本的研究，不但不應該禁止，相反還應該加強！因為中日關系緊張就不研究日本的邏輯是荒謬的。眾所周知，美國人類學者本尼迪克寫《菊與刀》時，美日還處於戰爭狀態，那她的研究就錯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此書在美國制定二戰后佔領日本政策時被奉為圭臬。20世紀下半葉，日本實現經濟快速復蘇和崛起時，又是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寫了本《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警醒那些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的美國人”，去認真了解日本，學習日本的長處。據說，這本書不但“警醒”了美國人，連新加坡政府也將其列入了公職人員的推薦書目中。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本尼迪克還是傅高義，不管是否贊成他們最后的研究結論，你都必須承認，他們研究日本的時候，始終是從一個美國人的立場出發，非常嚴謹、深刻而有獨到見解的。

同樣的，中國實在是太需要多一些站在我們自己的立場上理性、客觀而有獨立見解的對日研究了！應該說，近現代以來，從蔣百裡先生這樣的留日學生開始，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並不少。甚至以我自己為“圓心”，就能找出一些在研究日本方面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作家出來。我是江西人，2009年出版的《冰眼看日本》的作者俞天任先生也是在江西長大的﹔我曾經去過河北省平山縣志願者支教一年，最近頗有影響力的旅日作家“薩蘇”祖籍就是平山。然而，令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我所接觸到的所謂“日本學”著作中，少有中國學者的作品。甚至有人批評認為，中國有些“日本通”卻“通日本”，這樣的說法也許偏頗，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始終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觀察、分析問題，既是身為中國人的責任和要求，同時也是研究日本“出精品、成大家”的基本前提。日本學追根溯源是了解日本的荷蘭人開始的，畢竟旁觀者清，日本人自己研究自己終歸脫不了這樣那樣的顧慮以及由此而生的掩飾傾向。隻有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配合以更為理性的態度、嚴謹的方法和縝密的邏輯，我國才會出現超越《菊與刀》、《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的對日研究經典來。

更為緊迫的是，當我們在討論中日關系進而希望深入研究日本時，一個重要的而又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的這個“鄰居”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日本未來向左還是向右？中國究竟能發揮多大影響力，從而實際擔負起一個二戰戰勝國在維護亞洲特別是東亞和平與穩定方面的歷史責任？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由於釣魚島問題的沖擊，中日關系經歷了劇烈波動。一方面，不論是民主黨的野田佳彥，還是自民黨的安倍晉三，其對華立場均急趨鷹派﹔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對於日本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2012年10月9日豐田、本田和日產公布數據，9月中國區汽車銷量同比分別下降49%、40%和35%。同一天，由東京証券交易所上市日本企業為中心構成的“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弘昌在東京與安倍晉三舉行首輪政策對話時明確表示，日中、日韓關系日益緊張，特別是日中關系的惡化給日本企業帶來了重大影響，期待自民黨為改善日中關系作出努力。經團聯會長在日本被稱為“經濟總理”，其政策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由此看來，日本未來的對華政策，將更趨復雜，套用網絡上的一個詞，那就是糾結。此外，9月12日，新近崛起的政壇新星大阪市長橋下徹與7名國會議員宣傳成立新黨“日本維新會”，據《日本經濟新聞》的輿論調查，其民意支持度已達12%，逼近民主黨的14%，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更讓人不安的是，日本維新會已於11月17日與大右翼石原慎太郎領導的太陽黨合並，並宣布如能在眾議院選舉中獲勝將推舉石原擔任日本首相。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無論是在國家安全層面，還是在民間經濟交往層面，如何確定對日政策，則更需要我們“看情況而定”，大的方針原則當然是確定的，那就是堅決維護和平，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國家挑戰來之不易的戰后亞洲秩序，但在具體事務上則不但要區分特定對象，還要細分時間點和場合。而要想真正實現對日交往的“精細化管理”，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時刻關注日本的方方面面和其未來走向，不斷深入研究對我國以及國際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不是相反。從這一立場出發，中國應該有更多關注、研究、預測日本的成果。

當然，問道難，循道更難！限於能力、水平、見識等諸多因素，我深知自己的書還很淺薄，遠遠達不到以上標准，在研究日本反腐倡廉制度和實踐方面也就是“拋了一塊磚”而已，希望今后能夠有更多這方面優秀的作品出現。

說了這麼多，終於要切入后記應該談的正題了，首先感謝湯本淵公使和趙秉志教授，湯公使公務纏身難得空閑，趙老師教學研究工作同樣十分繁忙，百忙之中兩位前輩仍撥冗審閱書稿，提出寶貴指導意見並作序，這對我真是莫大的鼓勵和幫助。第二要感謝謝軼、邢薇、劉薇等在日本的朋友，是你們給我寄了大量國內買不到的日文書籍，還都自掏腰包。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劉錦明同志通讀全書書稿並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令筆者受益不少。再次要感謝中國方正出版社的編輯劉彥彩同志，是你持之以恆地提出意見，有些甚至曾讓我覺得是“如同逼割心頭肉”一般的意見，讓我能更清晰地整理和表達自己的思想。

應當感謝的人還有很多，不少都對書稿提出過有益的意見建議，這裡不一一贅述。我的妻子一直以來高度寬容我半夜爬起來碼字的“陋習”，哪怕這曾經打擾過我那可愛的兒子的睡眠。還有我的父母，近兩年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裡，我都過著一種近似於飯來伸手的讀書寫作生活。沒有他們的支持，完成本書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本書必然存在難以避免的錯漏和偏頗，歡迎大家批評指正，所有由此帶來的責任均由我本人承擔。書中大量圖片無法確定和聯系作者，敬請諒解，如有著作權或使用費方面的問題，請及時通過出版社與我本人聯系。

冷葆青

2013年4月20日

（摘自《戰后日本的腐敗與治理——以震撼政壇的四大腐敗案為例》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