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的腐敗與治理——以震撼政壇的四大腐敗案為例》前言

毋庸置疑的是，作為一個發達的西方經濟體，日本的國家治理水平相對而言是比較完善和成熟的。2011年12月1日，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發布了“2011年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報告，在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中，按最高分10分標准，日本獲得80分，“清廉度”在17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4，與中國一樣都比2010年的排名提升了3位，在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比較靠前。

這也和筆者在日本獲得的直觀印象是一致的。在日本的基層政權組織“區役所”裡面，一站式辦公、開放辦公是通行做法，政府工作人員的微笑貼心服務也是“必須的”。辦什麼証件、申請什麼補助、要交多少費用都有明示的標准，去了那裡一切行動聽“指揮”，感覺有沒有熟人不會有什麼影響。有一些長期留日的中國學者就曾指出，在現代日本社會，腐敗問題基本上是在一個很有限的范圍內、在一個可容忍的限度內發生的，所以它並沒有造成整個社會的危機。

但是，當我在日本學習之余翻開雜志、打開電視的時候，卻發現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日本：政治腐敗丑聞不斷，金錢和權力的畸形聯姻似乎永遠無法根除。二戰后日本比較有名的首相：吉田茂、田中角榮、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中曾根康弘、宮澤喜一、竹下登、福田赳夫、海部俊樹等，均曾深陷腐敗丑聞，有的還被逮捕、判刑。戰后日本政要腐敗發生頻率之高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屬於比較嚴重的。

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名著《菊與刀》中曾經描述過日本人“矛盾”的形象——“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固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1994年12月7日，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文學院發表講演時，也用“曖昧（vague）”一詞來形容日本。在反腐倡廉方面，日本似乎同樣是讓人感到迷惑不解的矛盾體。

二戰后日本的反腐倡廉史，就是半部二戰后日本政治史，這一方面表現在很多時候，這些重大、牽涉廣泛的行賄受賄案件的案發、被徹查或者半途而“廢”，本身就是各種政治勢力角力、妥協的結果，另一方面，這些案件本身也往往成為二戰后日本政治版圖重塑的“重大契機”，不論是1955年體制的形成，還是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二戰后兩次失去執政黨的地位，都與重要的反腐敗案件直接或間接有關。

從2006年10月回國至今，由於自身工作的緣故，我對日本的反腐倡廉實踐始終保持著相對濃厚的業余閱讀和研究興趣。令人遺憾的是，關於日本二戰后重要反腐倡廉實踐的中文書籍實在少得可憐。在這本小冊子裡，我想通過介紹戰后的日本反腐敗法律制度、“四大腐敗案件”，對二戰后日本的反腐倡廉實踐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一次拋磚引玉式的梳理。

要考察一個國家的反腐敗實踐和相關法律制度，不可能脫離這個國家的整體社情民意及其所屬的宏觀政治體制和法治環境。為此，在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局限於就案件談案件，而是對案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案件背后的政治斗爭以及案件的政治影響都進行了探討。希望這本書對於非“專業”人士而言，也是一本讀來並不乏味的書。當然，想易做難，我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主攻的是經營管理（MBA），日語也是“二把刀”水平，只是由於自己本科學習的是法律、又長期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緣故，對日本的反腐倡廉實踐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關注，所以想將自己的一些心得與大家分享，書中錯漏之處難免，敝帚不敢自珍，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摘自《戰后日本的腐敗與治理——以震撼政壇的四大腐敗案為例》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