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的腐敗與治理——以震撼政壇的四大腐敗案為例》序言一

日本戰后腐敗現象迭出，問題多出在政客及官僚身上，但主要歸咎於日本獨特的經濟管理模式與權力運行機制，體制型腐敗可以說是日本腐敗的主要根源。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沿用中央集權式的行政管理體制，“權力至上論”根深蒂固，政府對微觀經濟秩序管得很細，重大的財權、事權一直由中央政府掌控，管制經濟和輸血型財政色彩很濃，政府的決策過程充滿著利益誘導的成分，國會議員、高級官僚等政客習慣於對用公共財政投資的項目進行微觀化、常態化的干預，選民、政客、官僚之間構成了心照不宣的權錢交易鏈。地方政府對中央在項目審批、財政撥款等層面的高度依賴又助長了這種現象的惡性膨脹，尤其是政客以回報家鄉父老為名搞權力尋租，斂錢聚財，在日本是見怪不怪的政治現象。選舉政治架構下政務活動耗費巨大也迫使政客們不得不在項目審批、財政撥款方面鑽空子，“族議員”幾乎把持了絕大部分行業的規則制定權和立項審批權。上述日本特色的腐敗病一直制約著日本國家形象的改善。

針對這些嚴峻的現實問題，日本社會的有識之士抗爭不息，日本的反腐實踐一浪高過一浪，形成了許多具有約束力和震懾力的文化風尚和規則。自民黨正是放縱腐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付出了兩度下台的慘痛代價，再度執政后不得不認真吸取教訓。當下司法監督與媒體監督在日本日趨強勢，前者堅守職業底線，不懼壓力，堅持對政客、官僚的貪腐線索一追到底，不查個水落石出不收手，而媒體則以曝料政客的貪腐行為為賣點，“大老虎、小蒼蠅”一起揪，直到把這些人批得名聲掃地為止﹔國會內的監督也漸成風尚，國會議員之間的相互提問、答詢常常以揭短對方的品行瑕疵著手﹔公眾漸漸養成了用清廉與否來評判政客，每當大選來臨時主要借助這一標尺來進行政治人物的選擇性淘汰。各政黨不得不打出“陽光施政、清廉施政”的口號，以爭取選民。除國防預算及相關項目外，所有由財政撥款的基礎設施建設及民生項目從立項論証到成果驗收，全程“陽光化”，預算環節公開，決算進行復審，公眾均可推選代表參與評估及審計。

其次，中央各部門掌控的行政許可權大批下放至地方自治體並大規模減量，也可視作日本遏制商業腐敗的有效手段。自20世紀末以來，日本數屆內閣迫於壓力在抑制權力尋租方面作了不間斷的有益探索，如頒布了《政治獻金禁止法》，禁止行業團體向各黨派公開提供資金扶持，對企業、個人購買議員政策演講會、招待會入場券的數量設限，防控政客借此圈財﹔禁止政客在大選期間走訪選民家庭，防止政客趁機搞密室交易，政客通常隻能靠街頭演講拉票﹔頒布“政黨助成金法”，政客必要的政務經費改由國家買單並按黨發放，由各黨掌控這些經費，推行不花錢或少花錢的選舉。當年中曾根所搞的國企民營化改革和小泉所搞的“規制緩和”在客觀上都起到了減政放權、遏制權力尋租的效果。得益於這些舉措，日本社會權力尋租的門檻明顯提高，人事層面的腐敗受到抑制，買官賣官的行為幾乎絕跡，公務員晉升日趨規范化，曾經猖獗一時的“族議員”活動大為收斂，各地方政府的“跑步進京”、游說政客跑項目現象依舊存在，但頻率和幅度已大不如前。財政預算編制、公共項目決策過程中暗箱操作雖未根絕，但空間已大被擠壓，國會議員們的自律意識明顯增強，每當國會議員的花邊桃色新聞或挪用公款等現象一旦曝光，當事人往往選擇自殺或辭官為應對之策。當下腐敗問題已不再是日本坊間的熱門話題和社會矛盾的焦點，日本政界對行賄受賄的風險成本意識明顯提高，政治家行賄受賄的沖動也明顯收斂，日本社會的商業賄賂已由半公開轉向隱秘，由普遍現象變成個別現象，日本這一當年的腐敗大國如今正漸漸朝著腐敗可控國的方向演進。

我國與日本戰后的工業化歷程十分相似，中日兩國在社會公共項目及經濟管理體制方面有許多可比性，因而產生腐敗的溫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提並論，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如何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型，由暗箱行政向陽光行政升級的特殊時期。因此，日本在遏制腐敗方面先於我們進行了有效的探索，所擁有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國極具參考意義，我們研究日本反腐倡廉的必要性越來越凸顯。中日兩國盡管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但在反腐層面可以實現經驗共享，智慧互建。從這個意義上講，希望冷葆青同志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繼續開展下去，更希望冷葆青同志的此篇佳作能形成廣泛的讀者面，在產生足夠共鳴的同時能引起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作者系政治學博士，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2013年4月15日

（摘自《戰后日本的腐敗與治理——以震撼政壇的四大腐敗案為例》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