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各種手法套取財政資金，有的政府部門還把接待消費轉嫁給有業務聯系的單位或企業，實際公款消費遠多於財政劃撥經費。
本刊記者拿到的某旅游城市接待辦一份“訴苦”報告稱：2012年共接待副廳以上干部3000多批次、5萬余人次。今年1、2月，雖然接待量明顯下降，但仍遠遠高於周邊地區，接待經費壓力很大。
在多地走訪中，記者發現有些地方和部門由於經費少接待多，實際公款消費遠多於財政劃撥經費。為了應對接待壓力，有的企事業單位一方面通過虛增項目、搭車捆綁、寅吃卯糧等方式變相增加接待經費，另一方面讓相關單位企業為吃喝埋單，衍生腐敗浪費。
基層干部和專家認為，遏制公款消費，不僅要加強財務檢查等體制內監督，更要強化公眾、媒體參與的體制外監督。
“體外循環”
本刊記者採訪了解到，現在少數政府部門並不是有了經費才消費，而是從其他渠道找錢。其手法眾多，但不外乎作假套錢，權力尋租，在既定公務經費外動手腳。
一是虛增項目，虛加人數。溫州某部門工作人員說，單位印刷、制作宣傳品、宣傳資料等經常虛開數目，實際印制資料5000份，但開出發票、上報財政的數目是8000或1萬份，套出資金作為招待費或單位福利費。“反正這些宣傳品是發到社會上去的，發了多少誰也不知道，無法查証。”
更為普遍的做法是，有的單位將會議規模“擴大”、規格“提高”，虛報增填會議天數、人數、房間數和房間等級等，將資金套出來作為招待費。桂林一家單位辦公室負責人說，有時單位不直接提錢，而是將之留在賓館，作今后的招待費使用。出於利益考慮，酒店一般都樂意予以配合。
二是搭車捆綁，魚目混珠。江蘇某縣接待辦工作人員透露，在上報下年度預算中，除批准的接待費外，經常在其他項目中增設招待費開支，如人員培訓、扶工興貿、旅游文體、招商引資、項目論証、特色農業園區建設等，以“搞這些項目也涉及招待”為由，將招待費搭在這些專項項目中列支。
浙江一名政府工作人員介紹，有的單位接待上級部門來的領導，客人實際已支付了住宿費，但接待單位又重開住宿發票，將資金轉出來用作招待費，或為部門或個人的消費埋單。
三是“寅吃卯糧”或“卯吃寅糧”，分散消費、集中報銷。南京一名餐館老板說，政府部門的消費很“爽快”，但結賬往往滯后。有的單位當年接待費超支時，經常將超支款挂賬處理，延遲半年至一年結賬。有時消費嚴重超支，有的部門甚至延遲兩三年才能完全結清消費賬目。
上海一名機關干部說，為了沖抵公款消費，有的單位開了會要隔一段時間結賬，期間把其他接待費“擠”進去，與先前的會議費用一起並賬處理，借此將接待費抹平“消化”。
除了用各種手法套取財政資金，有的部門還把接待消費轉嫁給有業務聯系的單位或企業。江蘇一家旅游運輸公司總經理說，“政府是狼，企業是羊”，公款消費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的政府部門不僅平時吃拿卡要，開會也要企業贊助，到了年底，還要求企業送錦旗。企業為了在打交道時獲得更多“方便”，往往有求必應。“說白了，公款消費，企業埋單，最終花的還是國家的錢。”
加強系統監督
本刊記者對300多名基層干部的問卷調查顯示，公款違規消費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制度漏洞、處罰不嚴和法不責眾，佔比分別為42%、39%和14%。
接受採訪的相關專家認為，政府應從三個方面防堵制度漏洞，加強對公款消費“體外循環”的監督。
第一，防堵財務制度漏洞，壓縮違規違法空間。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當前國內企事業單位的實報實銷制度存在漏洞，事前預算缺乏，事后監督力度不強。隻要領導簽字認可，財務審查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走過場。
劉尚希建議，針對基層出現的各種財務違規違法行為，國家相關部門應加強調研，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
第二，公款消費要設定“高壓線”，更要通上“高壓電”。多位政府內部人員認為，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是公款消費的集體獲益者，財政、審計、紀委等監督部門往往會“放一馬”，很多賬目不是查不出，而是不想查出。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業務總監孔令戟認為，跨國公司對財務不誠信行為的處罰非常嚴格，所以很少有人敢在財務上做手腳。以IBM公司為例，一個財務總監曾經因為下屬吃回扣，不僅被公司辭職，還被要求永遠不准進入計算機和金融領域。一旦違反，IBM將發起訴訟。可以借鑒跨國公司的做法，一旦發現財務違規違法行為，除了懲罰性賠償，更要永遠剔除出公務員隊伍，以提高財務違規違法成本。
第三，科學設定公務經費，嚴防資金“體外循環”。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原高級審計師馬彥超認為，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公務經費的多少應根據當年的考核目標來確定，即“做多少事花多少錢”。如果盲目追求“三公”經費縮減，表面看經費減少了，實際上大量處於“體外循環”，更加難以監管。
馬彥超說，各級政府應根據考核任務，科學設定各部門公務經費，不僅要考察錢是怎麼花的，更要監督花錢產生的效果。
此外，還有專家表示，從實際查處情況看，公款消費“體外循環”背后往往隱藏權力尋租，僅靠體制內力量監管難度很大。國家應積極發動媒體、公眾等社會力量，監督各類公款消費行為，重點斬斷資金“體外循環”的利益鏈條，以全面規范公款消費行為。
